《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历史叙事的脆弱就表现在他认信的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是非常单薄的，他似乎撷取了自由和平等的启蒙之花，却未曾拥有或获致相应的基督教的灵性传统或世俗的理性传统等启蒙之花赖以盛开的深厚的土壤，另一方面高华也无曾从传统的儒家或佛教传统中汲取思想或生命资源。于是在其历史叙事中，高华只是用自由和平等的启蒙之花去拂拭或照耀那沉溺在权力之域中的现代国史。我们常常被告诫说：应该欢乐地、充满希望地追求自由和民主，但是如果我们像那样只透过自由和平等的政治之眼，四顾之处则只有极权、独裁、迫害和肆虐的强权，正如《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呈现的处境。是以高华的心灵似乎是沉重而不胜重荷的，他没有办法真诚地欢乐起来;自由平等之花也显得摇曳不定，因为自身并没有扎根于丰厚的精神土壤且四顾尽是敌人。

以上对比了梁漱溟和高华两人的历史视野并礼赞了梁漱溟式生命的厚度。然而，事实上，当代成长起来的学人的处境更多的与高华类似而不是与梁漱溟类似。经历了中共建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重构之后，家族式的文化传承几乎丧失殆尽。总体上，像高华的处境那样，我们常常难以获得深厚的文化思想资源及其滋养，就是有所认信也常常很单薄;经历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造之后，从草根或普通家庭成长出来的个体，在就精神追求做艰难抉择的同时，却还不得不为个体和家庭基本生存的琐屑而真实的重担所苦。这一切，使得我们常常决定性地与梁漱溟区分开来而属于高华的处境。这是一个困难而脆弱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