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有厚度的生命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获得解释。从家族和文化传统上看，梁漱溟本人是官宦书香门第，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并且，梁漱溟很早就获得梁启超、章士钊、章炳麟、蔡元培等人的提携和栽培，更从与李济深、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毛泽东、熊十力、欧阳竟无等政治、社会、文化名流的交往中获取了历练和洞察。

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梁漱溟从小就从儒家和佛教中汲取了深厚的生命资源。梁漱溟自认为是一个儒者，也是一个佛教徒。他从小素食，非常之认同佛教尤其是玄奘传统的唯识宗。梁漱溟认为自己一生的心理和精神本源在于佛学。他是如此地虔心于佛学，以至于毫不留情地指斥熊十力搞的新唯识宗完全与佛学无关，是对佛教的纯理论的构造品;梁漱溟还说他后悔请熊十力去北京大学讲佛学却也没办法辞退之。他说熊十力是一个凡夫，没有做过实际修养的功夫、新唯识宗是胡闹。虽然如此，梁漱溟又走在儒家的路上，按他的说法，这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路径。梁漱溟对儒家的认同偏重程颢和王阳明的心学传统，主张明心见性致良知。他甚至让人惊愕地说“我觉得我对孔子的了解，懂得比宋朝的朱子——朱熹，懂得要多一些。”他还在唯识宗的框架内来理解儒家，认为儒家与佛教的区别就是：儒家只破“分别我执”，而不破“俱生我执”，而佛教则是两执都破的。梁漱溟似乎认为自己是爱慕佛教，但因为还是平常人，所以就只做了一个儒家。显然，梁漱溟的儒学带有强烈的佛教色彩，他强调儒家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和功夫。正因为这样，梁漱溟说自己的学生冯友兰根本不是儒家，而是玩世不恭的随风转舵之辈。梁漱溟对人物的臧否或许不会赢得普遍认同，但其臧否的坚决和掷地有声却揭示了其生命和思想资源的深厚和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