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深厚的生命和思想资源解释了梁漱溟的豁达、自信和乐观。既对生命及其历史际遇充满怜悯，又能对特定的苦难抱有一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淡定态度。这种淡定不是真的淡漠，而是在介乎出世入世之间的梁漱溟看来，生命或灵性并不仅仅只有其在历史政治中展现的那个维度。正是这种对生命和灵性的强调能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和历史的际遇从而免于再回过头来看高华的处境。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高华明确宣称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资源是自由民主以及正义和人道主义等。正是在这种视野或框架中，凸现出毛泽东大权独揽的暴君形象，而这种形象正是启蒙的政治价值需要予以揭露和摧毁的。自由自然胜过极权，民主也胜过独裁，然而，在自由与独裁的线性历史叙事中，却也隐含着因狭隘化而激化冲突的危险：历史变成了黑暗的权力史、而历史叙事变成了叙事者用个人的心力对抗或照亮黑暗的启蒙过程。这种个人心力对抗黑暗历史的模式对于叙事者而言似乎是不堪重负的。事实上，高华就表现出心力憔悴或紧张的迹象，起码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权力历史叙事中毫无喜悦可言，高华只有凭着良知和对启蒙价值的坚守苦苦坚持。

撇开自由与独裁的线性历史叙事模式是否恰当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看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的历史叙事本身的脆弱。高华所认受的自由和平等是现代社会中最主流的政治价值。然而，自由和平等虽然从启蒙以来就居于显赫的位置，却并非独立的或无根的价值，而是常常有其丰厚的文化和思想根源。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科学探究和政治实践、罗马共和传统和罗马法、基督教信仰中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灵性传统、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康德哲学、资本主义、近代科学和技术等等。借用罗尔斯(JohnRawls)交叠共识的理念，在现代民主社会，自由和平等是各种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共识焦点;这里的关键是，有生命力的自由和平等价值总是与更宽广的传统或精神价值结合在一起的，而自由和平等更多的时候是这些更深厚宽广的价值体系中最绚丽的花朵或其政治表现。就算是在一个世俗化的观念体系中，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也能获得其它社会观念的支撑或同构或至少是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