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我们的脆弱处境如何艰难，我们都有必要像梁漱溟那样拥有思想和生命的厚度，才能够豁达地委身于政治理解或事业而不至于为其所伤。只有从丰厚的思想和生命中汲取能量，才能豁达而充满希望地以人性之光透射历史和政治的幽暗之处。并且，脆弱的处境并不绝望。单以高华为例，本文虽似苛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的历史叙事仅限于自由平等的政治价值维度，然而高华却以自己的生命和良知奉献于历史求真，在贫瘠和艰难的时代启蒙了整整一代的学人和无数的读者。我们今日较为宽松的学术土壤也受益于高华等诸多学者前辈在艰难中的开垦和耕作。因此，承续前辈的努力，当代学人是更有可能在追求和实践启蒙的政治价值的同时，获致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生命厚度的。况且，从普世的视角看来，这种努力也不孤单。就是在当代西方世俗的分析传统中，也不乏这种追求整全生命的努力。譬如新近因发表《论真正重要之事》而震撼伦理学界的帕菲特(Deret Parift)就大胆地确认对道德真理的直观，并勇于承认自身作为一个独断的理性主义者(dogmatic rationalist);更何况各种伟大的宗教和传统价值向来都一直对我们敞开大门——无论作为信念还是作为思想文化资源。

不甘平庸追求生命厚度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