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集团投敌险些使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汪本人也被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和秦桧、张邦昌之流一样，被炎黄子孙世代唾弃。

　　汪逆投敌之时，正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在一起，以血肉之躯与日寇做殊死搏斗之际。大多数地方实力派，都基于民族大义，停止内斗纷争，服从中央指挥，枪口一致对外。 四川自民国以来，各派军阀内战不止，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但卢沟桥炮声一响，四川军阀首领刘湘首先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请战，随后抱病率几十万四川草鞋兵出夔门抗战，以败旧简陋的武器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血战。李家钰、饶国华、王铭章等高级将领，均把最后一腔热血洒在了祖国的疆土上，以实际行动洗刷了多年内战给川军带来的恶名。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四川征兵额达到三百万人;服工役人数达到三百万人;贡献粮食占全国总额的三分之一;承担国民政府总支出三分之一。以内战闻名的四川，成为对抗战贡献最大的省份之一。

　　在中国旧军阀中声名最臭的“东陵大盗”孙殿英，在抗战初期也有不俗的表现，最后兵败被俘屈膝降日之时，还表现出了羞愧难当，痛哭流涕不情愿的样子。就连汉奸殷汝耕“冀东自治政府”的保安队，也在通州反正，并挟持了殷汝耕，配合中国军队对日寇反戈一击。大家都知道，抗战中后期，日军几乎把全部伪军用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原因之一是，伪军大部分是国军杂牌部队，是“曲线救国”权宜之计投降的，一旦与国军接触，很有可能重新回到抗日阵营。抗战后期，周佛海曾费很大功夫把伪军主力部队孙良诚等部调往东南沿海，准备策应盟军在中国登陆。

　　当时北洋政府遗留下来的落魄政客，失意军人，本是被国民政府击败的政敌。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日本人 ，在这些人中物色汉奸，也找不到一流人物。曹锟、吴佩孚、徐世昌等人都拒绝出任伪职。就连曹汝霖这样的老牌亲日分子，也吸取“五.四”运动被学生群殴焚宅的教训，不敢出山与日人合作。在“九.一八”前后，日本人利诱过“三不知将军”张宗昌。这位臭名昭著的“狗肉将军”在日本人面前毫不含糊，凛然答道：“老子是张宗昌，不是卖国求荣的张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