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不到一年，他便对抗战的胜利失去了信心，开始散布消极言论。在他看来，“日本是东亚的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著著先进，”中国虽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但却“事事落后，”“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基于汪的言行，不久他的身边就形成一个“低调俱乐部”，反对积极抗战，主张妥协退让。

　　恰在此时，日本苦于一时难以解决与中国的战事，频频向国民政府提出讲和条件，甚至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提出较为“优厚”的诱降条件。这时的蒋介石对时局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日本鲸吞中国不成，又抱定了蚕食中国的野心，和平只是缓兵之计而已。于是予以拒绝。日本遭拒后恼羞成怒，发表了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和对手的声明。

　　这时一直对讲和非常热心的汪精卫，经过一番犹豫和反复，抑制不住内心对名利的冲动，认为“重振男人雄风”的机会来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了。他逃到了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近卫三原则”。

　　在汪精卫密谋接受日本劝降的时候，他的亲信们意见也是不一致的。许多人认为汪走这条路会对民族和汪本人带来巨大的危害。这些人中包括汪最得力的两员大将：顾孟余和陈公博。后来顾毅然脱离汪精卫集团;而陈“出于友情”追随汪投敌。但汪精卫的妻子陈碧君却支持和推动汪投敌。

　　陈碧君曾被中山先生誉为“辛亥革命三女杰”之一(另两位是秋瑾、何香凝)，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老牌政客。她热衷于政坛角逐，对名利权欲的渴望，有时甚于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