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恶行，往往都是自身的欲望引发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的恶行也往往没有止境，最后这种极度膨胀往往把自己送到万劫不复的深渊。政客最大的欲望就是权欲，权欲也是没止境的。汪精卫、林彪之流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但依然不惜冒身败名裂的风险，孤注一掷去争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袁世凯已窃得了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想让子子孙孙能承继这个地位。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冒天下之大不韪，作天怒人怨的事，最后都没有好结果。这正是：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汪精卫不是生来就想做汉奸的，以他的政治阅历和政治经验，他深知叛国卖祖，去做汉奸是会遗臭万年的，奢谈抗日是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政治效益的。最初他是有爱国热情的，也有爱国表现，最起码表面是这样的。

　　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曾言辞激烈地指责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径。张学良的“不抵抗将军桂冠”就是汪精卫奉送的。当时中华民国曾召开全国运动会。汪精卫在接见运动员时，曾握着东北运动员的手泣不成声，潸然泪下。上海“一.二八“事变，汪改组派的大将陈公博等人，从山西阎锡山处要来十万枚晋造手榴弹，有力地支援了十九路军抗战。

　　在全面抗战初期，汪精卫的抗日态度也是积极的。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他在《最后关头》为题发表的广播讲话中也慷慨激昂地指出“质而言之，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而牺牲。”

　　但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的失守，抗日战争转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汪精卫骨子里“做事反反复复”的性格又鲜明地表现出来了。他虽曾以“精卫”为笔名，但他缺少的恰恰是精卫鸟锲而不舍的精神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否认。早在刺杀摄政王时，他便给吴玉章写信称：“……弟鲜恒德，故不愿为薪而愿为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