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葛兆光在历史中阅读

　　中新社北京10月8日电 题：葛兆光：我们坐在历史的门槛上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2.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说

　　葛兆光并非那种登高一呼的知识领袖，但他的历史思索始终有着一重关照当下的自我要求从北大到扬州师范，从清华到复旦，从对禅宗、道教的研究，到纵跨数千年的思想史书写，再到推动“从周边看中国”研究、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他以近乎苦行般的思想耕作和敏锐深刻的问题意识，搭建起了当代学术史极其重要的一块版图。

3.葛兆光读书笔记

2013年，他辞去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却没有停止慎思古今，他总是强调学术的现实关怀、担忧人文精神的失落，他说，“没办法把专业研究和现实关怀分开”近日，葛兆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畅谈治学与传道、自视与他视、历史与未来。

4.葛兆光的何为中国

2017年，葛兆光在韩国首尔的“中国系列”讲座上受访者 供图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你是古典文献专业出身，可以说在具体学术方向的选择上有非常多样的可能，为何会如此明确地投身于思想史研究？。

5.如何评价葛兆光

葛兆光：2010年去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第一届Princeton Global Scholar，我的第一次公开演讲，题目就是“思想史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很重要”演讲里，我讲到中国知识人的一个习惯，就是林毓生先生曾经说的，总想从“思想文化”上来解决现实问题。

所以，形成一种习惯，要从“道”来理解“器”，用“体”来支配“用”，靠“本”来解决“末”，所以有一种以道理为根本，整体主义地把握世界的传统所以我想，关注思想史，也许是某种中国传统的当代延续　　开个玩笑，如果写历史，你被列入文苑传，当然很光荣，但是如果能列入儒林传，大概就更光荣，因为儒林就不是舞文弄墨，而是要讲思想讲政治了，可是，按照宋元以后的新传统，那更得争取入道学传，道学那就更得讲道理讲思想，可见古代中国就有重视思想的传统。

如果你能把这个思想的历史串起来，讲一个真理的历史谱系，那就更重要了，因为这就是“道统”“道统”一确立，就定下了孰是孰非，何为黑白，谁是楷模，谁是叛逆，因此就更有现实意义了

航拍江苏镇江句容茅山的老子铜像茅山是中国江苏省的一座道教名山，是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地，被道家称为“上清宗坛”泱波 摄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理念阐述中，同时强调了“讲一个没有中心的历史”和“从中国出发看全球史”。

对于这两者，应如何理解才能更清晰更准确？葛兆光：“从中国出发”和“以中国为中心”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全球史本来就是瓦解“中心”，强调“联系”的，“从中国出发”，并不是为中国在全球史中争份额，突出中国的历史地位，而是要说明，这只是从中国角度看全球。

如果以中国为中心，就违背了全球史的理想那么，为什么还要“从中国出发”呢？我有三个考虑

上海亿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内展示的全球船舶实时坐标位置显示图汤彦俊 摄　　第一，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360°没有死角地看全球历史，所以，我们历史学者要承认局限第二，我们是从中国的位置、角度来关注全球历史，这种“视角”可以和欧洲出发的视角、美国出发的视角等互相补充。

可能我们看到的历史，难免带有中国的理解和认识，比如我们说的“东”，是朝鲜和日本，是茫茫大海，更远是太平洋对岸的美洲，我们看到的“西”，是从中亚、西亚、两河流域到欧洲甚至美洲；可是，欧洲人看到的“东”，有近东、远东，他们看到的“西”，是隔了大西洋的美洲。

那么，我们把这些不同视角出发的全球图景，合在一起，不就全面了吗？第三，我说的“从中国出发”，也考虑到中国人接受历史叙述的时候，往往对中国熟悉的事情有亲切感，也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会从一些中国历史故事开始讲全球史。

比如讲“白银时代”，白银的开采和交易，在十五世纪以后，这是涉及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大事情，可是我们从明代后期用白银当做货币造成白银紧缺，以及最近中国考古新发现“江口沉银”，也就是明末农民军失败的时候，把大批银子沉在江底这个故事说起，这样就容易引起中国受众的亲切感，有助于他们理解。

2017年4月13日，民众围观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刘忠俊 摄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开始，你提出“从周边看中国”，但截至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周边”仍在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内。

这个“周边”是否还应该涉及中国的北边、南边和西边？如果应该的话，通过它们的“看”与通过东亚的“看”又会有什么不同？葛兆光：我同意你说的，过去我提倡“从周边看中国”，主要仍然局限在东亚文化圈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因为我们的语言能力有限，东亚各种汉文文献我们比较容易获取和解读，过去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多；另一方面确实是，过去和中国打交道，这部分区域比较多，特别是文献留存最多的明清时代。

最近，我把十来年讲“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讲义整理出来了，也在浙大、山大(山东大学)、澳门大学和华侨大学讲了几次“东部亚洲海域史”的研究问题，我就是希望，除了注意中古时期重要的从东向西，族群、文化、冲突的历史联系，也要注意研究近世从北向南，即东海南海的历史联系。

特别是，呼吁超越过去的中国中心，也超越过去习惯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还要超越日本学者近年来提倡的“欧亚/东部欧亚”的研究方法最好把环东海、南海海域各国都连在一起，并且用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文献、他们的立场，来反观互相联系的历史。

这是我近来在努力的方向，只是我年纪太大了，知识也不够，只是努力推一推，希望年青一代学者能多做这方面的研究

厦门市区的骑楼老街里人流如潮厦门是闽南骑楼的发祥地，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东西方建筑文化交融的印记张斌 摄　　其实，东西南北环中国各种族群与国家，对中国各有看法我们不必强求人家对我们怎么看，可是，他们的看法恰恰是中国自我认识的镜子。

以前我一直打这个比方，说没有镜子，你只能自我想象；只有一面镜子，你只能从正面看自己；有两面镜子，可以看自己的正面反面；可是当你有了多面镜子，前后左右照，你才能得到立体的、全方位的、细致的自我认知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疫情所产生的影响，近年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诸如右翼崛起等一系列变化。

世界秩序是否真的又到了一个巨变的节点？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处和共处的选择？葛兆光：世界秩序是不是到了巨变的节点，这个问题太大，我不敢说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让思想世界越来越乱，我们不可能回到“心也简单，人也简单”那种道理不言自明的时代。

我总隐隐约约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坐在历史门槛上

葛兆光教授作客武汉图书馆名家讲坛，作《禅宗及其对中国文化之影响》演讲孙新明 摄　　虽然我算是历史学者，曾在背后的大门里头，看到过长长的历史和我们走过的路，也明白我们好不容易走到门口，当然应该向大门外面继续走下去。

但困惑的是，思想与现实乱了你看，最近一年里，俄乌冲突、全球疫情，它引起的种种变化，是不是有点儿出人意料？其中，让思想产生混乱的，就有那些右翼崛起、帝国观念复活以及逆全球化潮流等你看，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冲突、冷战结束后的文明冲突、现代新帝国通过科技、市场、资源的另一种形式的冲突，这些又再转回来形成不同制度与价值观的冲突，你不觉得，好像又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吗？。

　　就是在这种时代，我觉得坐在历史门槛上的我们，恰恰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同时，过去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历史教训都推着我们，让我们坚定地向前走，告诉我们，应当相信简明而清晰的理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