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33年正月，由蒙古和南宋组成的联军，对金朝最后的“首都”蔡州发动了总攻。在呼喊杀声中，金哀宗仓皇退位，将皇位传给宗室完颜承麟后，在蔡州幽兰轩上吊自尽。在位不到一小时的完颜承麟，也在城破后，死于乱刀之下。此外还有忽斜虎、乌林塔胡士、王山儿等高官贵族，也相继自尽。曾经在东亚崛起的“大金王朝”，就在这悲情的场面中，惨遭毁灭。

但对曾经享受过高官厚禄的女真贵族而言，蔡州城中的血战一幕，也只是他们在这山河变幻中命运的缩影。在蔡州破城前的汴京之战中，因当时的金哀宗弃汴京而远逃蔡州，留守汴京的汴京之战中，被匈奴打败。于是崔立又趁火打劫，将汴京城外的五百余人押送到汴京城外五里的青城。大部分人当场被杀，只有几个后妃被押到漠北，如此惨祸，史称“青城之祸”。

亦是在同时期蒙金战争中，金朝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也发生了惨烈的战乱，当地的女真将甚至脱离金朝统治，建立“东夏国”，辽东地区也因此发生了惨剧。各市“废城多为废墟”，如沈州、来远州等重镇，在战火中毁弃，例如咸平路上的女真人口，直到1292年左右才恢复到一百九十户。而且类似的战乱浩劫在中原、西北等地也成了常态。

为避免战乱，许多女贵族也离开了家乡，开始了艰苦的移民生活。尤其在河南、山西、甘肃等省区，一些女真的村庄至今还保存着。上面提到的“青城祸”，那些幸免于此劫难的金末贵族完颜守祥，后来经历了一路跋涉，甚至遭遇了“浮海”(渡海)的考验，最终回到了今天黑龙江阿城地区的“上京”，他这一支女真贵族，从此在当地繁衍生息，到了“浮海”(渡海)时，再遇“浮海”，这支女真的“上京”，再一次被封为清朝的“上京”。

而且随着蒙金战争的[文]结束，包括众多女真[章]贵族在内的“金朝遗[来]民”，命运又翻开了[自]新的一页。

第一个变化，是许多“金朝遗民”进入仕途。例如汝州完庄村出土的一块墓碑告诉我们：作为金朝皇族完颜氏后裔的完颜守叔，在元代就出仕为官，曾任“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事”等。这一景象，也成为了金亡后众多女真家族命运的缩影：早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就有重山、高闹儿等名将为蒙古军征战，在下一次元朝的战争中，曾有重山、高闹儿等为蒙古征战。

元朝建立后，这些为[历]元朝立功的女真族将[史]士也都驻扎于各地。[大]所以元朝女真族的分[全]布范围，也较金时代[网]更为广泛，即使是云[文]南，也有女真人聚居[章]。

除武将外，元、明、清、清三代的女真人也有较高的存在感：元朝的秘书监中，就有高元侃、高元者图、完颜氏等女真存在感较高。

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另一大事件：女真族深度汉化。

事实上，从元朝开始，女真族和汉族之间的区别就变得很小了。自金朝以来，东北大地上的许多女真部落都迁入内地，与中原汉族在一起，与中原汉族人民生活在一起，更多地从事农耕生活。因此「乐宴皆为汉风」。女真的汉文化，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因此元朝的文官中，才出现了这么多的女真人。

而且在整个金元时期，女真族还涌现出大量的文化名人。例如写过十余种元曲的剧作家石君宝，就来自辽东的女真家族，写出了《夕阳楼》《错尽风光》等名作的李君宝，是一位出身于辽东女真家族的女真。他们从日常举止到思想文化，与汉族文士无异，甚至是一些专业学者，都想不到他们是女真人。

同样在元朝时期，女真族也兴起了一股重要的潮流：改汉姓。如前文所说的女真族名将刘国杰、李石柱等，都是改汉姓。根据陶宗仪的记载，到元朝末，女真族共有三十一个姓氏，最后全部改为汉姓。与汉族之间的通婚也更为常见，如前面所述，其家族三代，均与汉族官员通婚。

这样演进下，又有一项元代重要国策记载于《元史》中：“若女直、契丹生西北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于汉地，同蒙古人；元朝时，女真基本都是“同汉人”。这一历史演变，见证了多民族国家的兴衰，也见证了中国统一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