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清廉，虽然他自己生前不事张扬，不想让别人知道，但身后当然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

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曾国藩平生清廉俭朴，自持如寒素之人。所应得的养廉钱，都用于公务，自己不曾盖房买地。衣食都很俭省，每顿饭不过四样菜;儿女婚嫁，费用规定不得超过二百两银子，以此作为家训。但是遇到友军发不了饷，灾民吃不上饭，以及地方上应该兴办的公务，他从不惜以自己节省的俸禄，来补充公款的不足。

这种叙述，应该是实事求是。

综观曾国藩一生，其为官风格十分独特。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佚事中缺少“贫不能殓”、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才叫人佩服。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

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