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一向有胆略,有抱负,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未出茅庐,他就自比管仲、乐毅,刘备请他出山,正是势单力孤,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在这时为刘备画出了据荆州、取益州,以成帝业的宏伟蓝图.就在上《后出师表》的同一年,他上《前出师表》,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但他仍相信,只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而他率军北伐,也有决心“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不到一年,在《后出师表》中,这一切全不见了,消沉、沮丧,列举的六条不解,都是对北伐缺乏信心.“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亡,孰与伐之?”北伐全然是无可奈何的.“凡事如是,难可逆料”,只有尽力而为,“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前途悲观渺茫.这不是《前出师表》中那个诸葛亮的精神状态.

不像是诸葛亮写的,张俨为什么又收进《默记》呢?其实,张俨并不是一个严肃严谨的史学家,他只是一个周于礼仪、搞搞外交的人物,他的身份,他“博闻多识”的特点,使他能接触到很多别人不易见到的材料,但又不可能严格加以甄别.《后出师表》可能就是未加甄别就收入进去的一种.